刘培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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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林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加强国内市场建设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扩大对外开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拓展国际循环。在西方主流财经媒体热议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创下人类历史上单个国家货物贸易顺差纪录的背景下，我国亟需进一步探索切实可行的途径，实现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结合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和现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可以发现，通过扩大出口信贷带动设备出口，是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的一个结合点。这既可以充分挖掘国内企业设备更新潜力、有效提振内需、促进国内技术升级，也可以改善我国对外援助的效果，还可以成为与全球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的抓手。
我国目前处于宏观经济运行的第五种型态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挑战。从图1可知，2024年我国GDP名义增长率为4.2%，GDP实际增长率为5%，GDP缩减指数降到负值。2025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仍然延续了GDP增速为正、GDP缩减指数为负的态势。我国目前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量增价缩”——GDP的实物量在增，GDP缩减指数为负。
从横向比较看，我国2024年GDP实际增速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属于不低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中国2024年GDP实际增速在G20成员国中仅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明显高于G20中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并不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处在理想型态。在G20其他成员国中，GDP缩减指数为负的国家只有沙特，且其明显受到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
依据2023年数据测算的186个经济体，大部分经济体已经摆脱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恢复温和通胀的正常增长型态；还有21个发展中经济体或人口规模不大的经济体处于“量增价缩”型态，这展示了我国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目前经济运行型态独特的一面。
从年度数据历史比较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有两个时段出现过这种“量增价缩”型态。第一个时段是1982年，GDP实际增长9%，GDP缩减指数为-0.1%，这主要是之前年份粮价快速上涨之后价格的回落所致。第二个时段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1998和1999年，GDP实际增长率分别为7.8%和7.7%，GDP缩减指数分别为-0.9%和-1.3%，这主要是外部冲击导致。目前这一轮“量增价缩”持续时间，已经超过前两个时段；且这一轮的GDP实际增速中枢水平，与前两个时段的情形相比，出现台阶式下降。
“量增价缩”的特殊性，需要放在宏观经济运行所有可能型态中加以理解。按照GDP实际增速和GDP缩减指数两个指标交叉分类，宏观经济运行可分为五大基本型态。第一种是经济正常增长且伴随温和通胀的型态（Inflation）。第二种是两者都为负的型态，即典型的通货紧缩（Deflation），如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第三种是前者为负、后者为正的滞胀型态（Stagflation），如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一段时期的型态。第四种是超级通胀型态（Hyperinflation），如拉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情形。宏观经济理论已经对这四种型态有很多研究。
除这四种型态外，我国目前所处的型态是第五种，即“量增价缩”，宏观经济学尚未对其予以足够重视，甚至连公认的名称都没有，这里姑且将之命名为“量增价缩”（Deflagrowth）型态（见表1）。
若“量增价缩”足以单独构成一个与前四种宏观经济型态同等重要的型态，那么宏观经济学至今未予以关注的根本原因，大致在于发达国家尤其是过去引领宏观经济学发展的美国，从1929年至今，除1939年曾短暂出现外，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是首个面临典型的“量增价缩”局面的大国，亟需立足我国实际找到应对策略。
深究“量增价缩”的成因，核心在于需求增长大幅滞后于供给，甚至出现需求萎缩而供给仍保持增长的状况。“量增价缩”的型态如果持续时间过长而难以扭转，将可能带来投资增速的下滑甚至直接投资的减少，进而有陷入供给和需求螺旋式下降的“通货紧缩”型态的风险。如果为了把GDP缩减指数扭正而在短期内大幅度压缩供给，比如政府实施高强度的去产能政策，一旦政策力度把握不当，虽有可能在短期内把GDP缩减指数扭正，但也可能使经济体陷入“滞胀”型态。
就此而言，由“量增价缩”型态转为正常增长/温和通胀型态，唯一途径是提振需求。而需求增长速度难以匹配供给增长速度，正是“量增价缩”型态的棘手之处，这可以放到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加以理解。成功的后发追赶型发展，一般需要经过包含起飞—高速追赶—向技术前沿国家收敛的三个阶段的“追赶周期”（见图2）。我国目前处于追赶周期的第二阶段（高速追赶平台期）向第三阶段（逐渐向技术前沿国家收敛）的转换过程中。这个阶段转换过程的常规情形是，经济相对平缓地减速，GDP缩减指数保持正值，同时技术和产业持续升级。而我国目前因总需求不足导致的“量增价缩”现象，需要加大力度扭转，尤其需要注意不能延宕过长时间，否则可能增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进而影响现代化建设进程。
我国对外经济往来面临的主要挑战
除了上述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层面的挑战之外，我国在对外经济往来方面也面临三方面挑战。
其一，当下以美欧为代表，动辄以“我国通过出口制造品输出过剩产能”为借口，对我国施加压力或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我国2025年前11个月货物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创下人类历史上单个国家货物贸易顺差的最高纪录。国际报道便频频将这一现象与全球经济下行相联系。可以预见，这种对中国发展的曲解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进一步衍生出关税、汇率、补贴等相关议题，可能使得我国对外经济往来环境更为艰难。
其二，除了发达国家指责我国输出过剩产业，国际上还有不实舆论妄称我国挤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空间。美国智库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2024年3月26日发布的《家门口的过剩产能》（“Overcapacity at the Gate”）称，产能过剩造成的贸易盈余、市场扭曲具有系统性，宣称中国不断增长的制造能力不只影响美国和欧盟。2024年10月25日彭博社发表社论《发展中国家不能指望制造业来推动增长》（“Developing Countries Can’t Count on Manufacturing to Supercharge Growth”），指出全球85个欠发达国家，将越来越难以依靠制造业来实现经济发展，并言之凿凿地将此归咎于我国。这些舆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将恶化我国外部发展环境，甚至那些长期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受到误导，从而增大我国与其在经济往来中的摩擦。
其三，我国对外投资和援助目前的资金回报率偏低。在我国对外投资和援助当中，大型基础设施类项目占比较大。这类项目在对方国家工业化尚未起步的前提下，不仅资金回报率低，资金回笼难度也较大，还经常被抹黑为“债务外交”。这种局面也需要加以扭转。
扩大出口信贷带动国内设备更新的可行路径
综合上述国内经济运行与对外经济往来两方面情况可以发现，通过扩大出口信贷为我国国内企业旧设备开辟出口再利用空间，既可以有效提振国内对新设备的投资需求，也有助于改善我国对外经济往来效果，从而形成新发展格局。
正是认识到我国目前经济运行所面临挑战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所以提振需求成为现阶段宏观政策的核心要务。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已难以复刻以往依靠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提振总需求的发展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如前文图2所示，我国以高投资特别是高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为主的高速追赶阶段已基本收尾，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基础设施、居民住房饱和程度都已达到较高水平。加之政府债务承压较大，财政层面也难以持续支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
因此，为提振内需，促进产业升级，我国将政策重点聚焦于设备更新和居民消费扩大，出台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在设备更新过程中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通过扩大居民消费增进民生福祉，从而助力人的全面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指出，“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很多存量资产陆续进入报废和更新高峰期，设备更新的市场规模每年可达到5万亿元以上”。可见，设备更新领域蕴藏着相当于目前GDP约3%的巨大的内需潜力。
当下扩内需政策的主要举措，是通过财政补贴激励企业更新设备，鼓励居民更新耐用消费品。其中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措施主要有，将超长期特别国债中一部分（2024和2025年分别为1500亿元和2000亿元）用于补贴设备更新；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对设备更新贷款予以贴息；对企业相关设备改造投入按10%抵免当年应纳税额。这些措施具备必要性且有较强的带动效应。
但上述措施本质上仍属于财政补贴措施，效果是有限的，难以充分释放每年5万亿元的设备更新潜力。其具体表现有：2025年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正转负，9月和10月累计增速分别为-0.5%和-1.7%；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更是低至-3.1%和-4.5%。为此，在通过政府补贴扩内需（尤其是推动设备更新）的政策实践基础上，可进一步拓宽思路，以市场化机制激励更大范围的企业更新设备。
从企业角度看，如果旧设备不是简单遗弃或按照报废残值处置，而是投入到具有商业价值的新用途上并能够按照合理的价格转售，那么企业就有足够的积极性更新设备。如此一来，企业更新设备的空间就会被打开，这方面的潜力就会充分释放出来。而依托市场化机制拓展企业设备更新空间的一个可行途径，就是通过扩大出口信贷带动国内旧设备和生产线出口。
该领域已有成熟的经验和商业模式可循。出口信贷（Export Credit）是指一国为促进本国资本性货物、成套设备、大型工程承包及其他服务的出口，通过其设立的出口信贷机构，向出口商、进口商或相关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担保或保险等一系列金融安排。出口信贷既可以作为政策性金融工具由出口国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承办，也可以由民营金融机构承办。实际上，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发展，就曾受益于其他发达国家对我国提供的出口信贷，宝钢的建设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
通过扩大出口信贷带动我国企业旧设备出口从而带动设备更新的总体思路是，政府财政、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协同扩大出口信贷额度，以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为出口信贷目标国，以我国国内企业旧设备和生产线为标的物，以设备和生产线及其未来的收益流为抵押，将这些旧设备和生产线出售至目标国企业。目标国企业以所购设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获收益来偿还从我国申请的出口信贷，这样就形成了符合商业原则的循环（图3）。
从财政角度来看，可将我国对外无偿援助中的一定比例，以人民币为交易货币，专项用于采购我国企业的旧设备或生产线。我国更大口径的对外援助预算中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包括进出口银行在内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乃至商业银行的运营本金，以人民币为交易货币，专项用于出口信贷。
从市场化角度看，还可鼓励我国商业银行依据商业原则自主开展出口信贷业务。如果实施效果较好，可以在未来进一步扩大出口信贷规模。
出口信贷项目可以由进口国政府主权级机构（如财政部或中央银行）或政府授权机构提出申请，也可由进口商或企业提出申请。这类出口信贷项目如果可以获得进口国政府的主权级机构（如财政部或中央银行）的担保，则实施效果将更为显著。出口信贷项目也可以考虑允许我国国内有设备更新计划的企业，申请除将所转让的旧设备或生产线作为抵押外，还可以将其国内其他资产作为抵押。
我国可与第三国（如其他发达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机构）开展合作，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此类能够切实提升其制造业能力的项目。我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等机构，也可积极推动此类项目的落地实施。与此同时，需要完善出口信贷项目中涉及旧设备和生产线的价值评估体系，防范相关当事方腐败可能引发的跨国坏账风险。
畅通内外循环：扩大出口信贷带动设备更新的多重意义
从畅通内外循环角度来看，通过扩大出口信贷带动设备更新，具备多重现实意义。
第一，有效激励国内企业积极开展设备更新工作。从我国国内经济运行角度看，扩大出口信贷带动国内企业设备更新将产生如下拉动作用。一是为国内企业更新设备开辟腾挪空间，切实提高企业设备更新的积极性，有效提振国内总需求，同时推动国内企业形成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供给能力。二是在提升受援国制造业发展水平、促进对方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延长我国企业生产线的使用寿命。三是旧设备和生产线转移，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我国对贷款申请国的工程技术人才输出。如果项目合同中附带一定比例的熟练技术工人输出条款，还可进一步缓解我国国内就业压力。
第二，提升我国对外援助的质量和效果。扩大出口信贷将丰富我国对外援助方式，优化我国对外援助预算结构，合理控制无偿援助和基础设施项目类别的对外援助预算，改善我国对外援助资金回收状况和回报率。相较于基础设施类援助项目收入流有限、还款风险较高的特征，生产性出口信贷项目现金流相对稳定，还款保障性更强。
第三，推动合作对象国产业和经济发展，加速其工业化进程，切实回应抹黑中国阻碍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实言论。从对象国角度看，结合其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发展诉求，依托此类项目重点发展农业和工业等生产性产业，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将增强其自主“造血”能力，提升相关国家实施此类项目的获得感。近年来受地缘冲突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总体放缓，许多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低迷。在此背景下实施出口信贷项目，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积极作用。
第四，通过实施项目，我国与项目合作国在技术、产业、经济、人才等领域的往来联系将更加密切、稳固，同时还可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出口信贷项目采用人民币计价、发放并回收贷款，还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综合来看，按照商业原则扩大出口信贷带动包括旧设备在内的设备出口，既有助于为我国企业更新设备打开更大空间、有力提振内需，也有助于改善对外经济往来局面，同时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通过出口信贷帮助其他国家启动和推进工业化进程，还能够避免我国对外援助陷入“出力不讨好”的被动局面，切实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如果我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开展这方面工作，将进一步促进相关领域的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优化，推动制度型开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