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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视觉志

距离高考还有3天，而另一场更早到来的考试分流，已经悄然完成。

一部分学生走进考场，参加高职院校的单独招生或春季考试。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在一个月前，便提前告别高考，以另一种路径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一名高职生。

高职，全称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最后一环，也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教育部相关数据，2024年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占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的51.7%。数以千计的高职院校，接纳了大量中职毕业生和相当一部分普高学生，让他们得以拥有完整的大学生涯。

但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常常作为参照项出现，与本科、名校等“成功路径”形成隐性对比，被放置在评价体系的下游。

少有人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语境，去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身，又如何在有限条件下，为自己规划出一条路。

2011年，从四川大学毕业的郭菲，来到四川省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名老师。

在他最初的认知里，刻板印象同样存在。直到多年的教学经历，以及在更广阔社会环境中的观察与思考，他的视角才逐渐发生转变：当个体被置于不均衡的起点之上，教育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筛选与区分，而是提供一条仍然可以向上延展的路径。

十余年后，郭菲开始寻访那些早已散落在社会各处的高职毕业生，关注他们的成长与蜕变，并将这些极具草根气息的生命故事，写进了《我的高职学生》一书。

在这些故事背后，有一个问题若隐若现：当他们从家庭中得到的经济托举、学业支撑与情感陪伴都极为有限时，那些缺少托举的孩子，该如何为自己争取一点向上的可能？

而教育与成长，是否可以拥有比“成功与失败”，更复杂也更真实的表达？

以下根据《我的高职学生》和郭菲的讲述整理而成。

小小高职生

很多年前，有一个女生在毕业之际问我，“老师，你迷茫过吗？”

我想给她带去些许安慰和鼓励，然而，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是985大学的研究生，当然任何时候都不用操心未来，可我只是个小小的高职生，没有那么多选择……”

我一时有些错愕，但职业本能让我一句又一句对她进行开导。

也是这时，我意识到，尽管他们完整地度过了如假包换的大学生涯，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但高职学历，仿佛一片挥之不去的阴霾笼罩在他们身上，以至于他们在称呼自己为“大学生”时，总会不自觉地失去底气。

比起重本、二本，他们更倾向于使用“高职”而非“大学”的概念，以免被别人进一步追问毕业于哪一所大学时，接下来的对话会有些尴尬。

在女儿的家长会上，我听到一名老师“告诫”家长，“如果你们的孩子现在不努力，将来就只有读职高和高职的份。”作为一名高职教育从业者的我，脸上不自觉泛起了自嘲的苦笑。

2011年，我来到四川省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与职业教育的不解之缘，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应聘的岗位为思政教师，课程的公共属性，让我有很多机会与不同专业的学生充分面对面。

郭菲的课堂/受访者提供

刚开始进入高职院校时，我不免对我的学生们产生一些刻板印象。从分数上看，他们整体确实不如本科生，自律性、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多少有一些欠缺。

他们普遍缺乏自我认同感，上课睡觉、旷课“泡吧”等违纪现象屡见不鲜，染发、抽烟、不文明恋爱等更是层出不穷。我在简陋的教学条件下授课，也一度难以适应。

当时，我能做的也只有在不违背教学原则的前提下，尽量贴近年轻人的表达方式，提升课堂的吸引力。

但仍明显感到部分学生知识基础薄弱、学习习惯欠佳，自律精神不强、人生动力不足等等，导致在学校里反复接受的教育，经过很长时间也无法转化为他们的自觉。学生迷茫，老师也难以使力。

坦白讲，那时候的我，难免恨铁不成钢地对他们产生“高考失败者”的成见，并觉得三年后，从这里毕业的学生若能谋得一份体面的收入，便已算得上“自救”成功。

于是，我将教学重心放在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上，至少，这会为他们求职面试增加一定的筹码。

高考的失败者？

真正改变我看法的，不是某一个学生，而是我的经历。此前在外派至印度的两年，以及在山区扶贫的经历，让我有了横向和纵向的对比。

2014年到2016年，我赴印度理工学院任教。这是印度的一所顶尖院校，而我也看到了学校之外的真实。

在印度，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很多孩子连义务教育都无法完成。其教育的普及率之低造成的社会阶层固化，刷新了我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街上一群身穿校服的孩子放学走过，身后跟着一个瘦弱的孩子。这个孩子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手中拧着捡来的纸箱，显然早已与学校教育绝缘。

这是我在印度时常看到的场景。人们在呱呱落地时本没有太大差别，但只需短短数年，身处的环境便足以将人与人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孩提时代造就的差距，很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弥合。

2015年，郭菲在印度孟买时所见到的场景/受访者提供

而同为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如若没有高职教育的扩招，很多学生也或许不会再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2017年6月，我被派往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的俄罗村，开始驻村扶贫。

深入经济落后的地区，我切身感受到教育对个人与家庭命运的深刻影响。随着经济改善，重视后代教育的观念也愈发深入人心，当地的村民甚至不惜代价也要让孩子到县里接受更好的教育。

有一位村民，为了将孩子送入县幼儿园读书，四处托关系，也来找过我帮忙，我表示无能为力后，他没有放弃，兜兜转转，终于在县里打通关系要到一个名额，随后欣喜若狂地按照彝族礼仪，和那个汉族的帮忙者结为兄弟。

我开始逐渐理解，教育是一条代际“攀登链”，村民向县城“攀爬”，县城向地级市“攀爬”，地级市向省会“攀爬”。

而很多孩子也需要一种适合他们的教育，来推动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一些改变，拥有一次向上攀爬的机会。

在全县一次脱贫攻坚大会上，我听到县委书记在谈到教育扶贫事业时，曾掷地有声地讲道：

“像峨边这样的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搞得好不好，不是看有没有人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事情，只需到外地去挖几个好苗子到峨边参加高考，给予重奖就能办到！这是面子工程，不是真正在搞教育。

评价我们的教育是否成功，应该是看我们有多少高考生考上地方性的职业技术学院，这些学生的比重是多少。”

在那些教育资源有限的地方，那些学生能考上本地的职业院校，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而非失败。

在大小凉山地区，我了解到当地一些高中几乎不重视教学成绩，校方只强调“安全不出事”。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如果还能尽力考上高职院校，说明他们已经在有限条件下做到了最好。

而高职院校的招生方式往往更为多元。拿乐职院来说，除每年的高考统招以外，还有春季单招和年底的扩招，以及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资助政策，招生对象包含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甚至对口专业的中专学生。

这使得即使是教育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学生，也有充分的机会凭借正常的努力获得入学资格，成为一名大学生。

实际情况也证明，哪怕条件有限，只要接受职业教育、掌握技能，这些学生依然能够改变自身与家庭的处境。

拿我在峨边驻村的这三年来看，全村一共出了九个大学生，其中除了一人考上二本以外，其余八人均进入了四川各地的职业技术学院就读，其中又有四人是通过非高考统招渠道入围。

对于这样一个信息闭塞、资源落后的村庄而言，他们的家庭再坚持三年，这些“终于盼出来”的孩子将获得较为扎实的一技之长，有能力反哺家庭。

彝族村的免费幼儿园，摄于2020年/受访者提供

我渐渐不再将他们视为“高考失败者”，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是高考的成功者。

他们每个人的背后，是一双双翘首以盼的眼睛。

正如我在群山深处所看到的，他们的父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创造了略高于父母的天花板作为他们的地平线，剩下的造化，便靠他们自己风雨兼程。

寻找十年后的他们

当了十年的高职老师，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我的每一届学生们却永远都是十八岁。

2020年，我回校工作，多次监考学校举办的单招和扩招考试。我看着那些排成长龙进入教室奋笔疾书的考生，好像他们不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模糊的群体。

我突然产生一种想把他们的故事揭开，看看他们真实生命的冲动。我想去了解，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生背后，究竟是什么样子。

2021年，恰逢学校70周年校庆，我见到许多毕业生回校，也突然想念起我那些已毕业多年的学生。

我通过QQ联系了十几位过去和我有过交流的学生。有毕业十年的，五年的，也有毕业一两年的，像2012级那一批学生，现在已经三十多岁成家立业了。

我想知道他们如今身在何方，离校后又和当年有了什么变化。

监考现场/受访者提供

考入高职的孩子，并不一定都是差生。

高职学生中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混日子的肯定有，像上课睡觉、沉迷游戏、夜不归宿。但另一部分学生，他们非常有规划、有理想、有追求。

比如张希平，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他的综合素质和成绩，其实完全可以达到本科甚至重点本科的水平。但他的英语一直是短板，高考时严重拉低了总分，才来到高职。后来他专升本，在成都读书，还准备考研，但考研时英语只考了29分，又一次被卡住。

还有一部分学生，比起上课，他们更喜欢早早接触社会，出去赚钱。如今在外面兼职的高职学生，比我以前读书时要多得多。

这可能跟家庭经济状况有些关系，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找工作，要挣钱。尽管身处校园，但他们的自我认同，很少建立在分数绩点上，而是通过经济能力来重建。

季晟华就是这样一个学生。2013年，我接手移动通信技术班的思政课。他在一次讲中国企业家的课堂展示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大部分同学都在讲马云的时候，他讲了史玉柱的故事。表达能力很强的他，把史玉柱从巅峰到负债再到翻身的过程讲得特别生动。我眼前一亮，给了他高分。

但是，后半学期，季晟华频繁旷课、迟到，接近挂科边缘。我去寝室找他，才发现他是在寝室里做电商，卖桌游，一个月能赚五千到一万。他还给我看后台数据、店铺设计、分类导航，甚至连LOGO都是他自己用PS做的。

在当年那个手机购物还不流行、淘宝一家独大的年代，他的生意头脑让我挺佩服的。

但是出于老师的责任，我还是跟他说，挣外快我不反对，但不能以荒废学业为代价。

我还鼓励他：你本来有很好的学习天赋，前面的课内实践做得那么好，最后却得到一个糟糕的结果，不是太可惜了？

他顿了顿，反问：“什么是好的结果？什么是糟糕的结果？对我来说，赚到足够多的钱才是好结果。”

季晟华给我算了一笔账，就算一学期挂几科，第二学期的补考费也花不了一千元，但如果为了不挂科而出席每堂课，那么一学期错过的利润少说也有几千上万。他越说越来劲：“只要能挣到比上班更多的钱，又不犯法，那么别说挂科，我毕业证要不要也无所谓了。”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才告诉我家里因洪水负债累累的事。那段时间，他满脑子想着一定要赚钱。他找父亲要了2000块，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从男装做起，失败后转做桌游，才慢慢做起来。他说他崇拜史玉柱，就是因为他“负债也能翻身”。

那一学期，他还是在我手里挂科了。我在他店里买了十几种桌游，当作支持。

后来，我们便失去联系，一直到九年后，我重新联系上他，才知道他在乐山开了一家密室逃脱馆。

他的电商生意后来因为行业变化关掉了，虽然没有实现替父母还完债的壮举，但靠着网店挣来了大学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并且存下了13万，其中十万给了父母，剩下三万作为自己的创业资金。

毕业后他也失败过，开桌游吧亏光积蓄，后来去成都打工学习，再回来重新创业。

现在他店开得不错，我去他店里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更成熟也更谦逊。

我忍不住问他，既然你可以靠着一条另类的道路成功，那么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高职，读不读无所谓？

他坚定地摇头，十分懊悔地说，其实他当初错过了很重要的东西。

开桌游吧失败后，季晟华和室友倾诉，才从室友口中知道，每年学校都会举办大学生创业比赛，只要参加就会有专业老师指导创业，接受外面请来的评委点评，而那些评委本就是天使投资人，对看好的项目，甚至会立即作出投资决定。

他懊悔自己当年太单打独斗，从没想过可以从一所高职学校获得这么好的资源。

“如果当时我知道有这个项目，铁定会去参加。我感觉我有机会拿到投资，就算拿不到，至少我创业计划中的很多问题会被老师或者专家指出来，我就不会为后来的低级错误交那么多学费。”

他也发现，自己当年太肤浅，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只是课堂和分数。“三年下来，你会感觉到和那些没进过大学的人相比，就是有些不一样。”

电商专业的学生在户外直播实训/受访者提供

在我回访的学生里，所有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尽管高职院校出来的他们，和本科生在竞争力上存在劣势，特别是现在很多工作招聘的起点都要求本科。

但和没读过大学的人相比，那个不被外人看好的高职，也曾给了他们应有的高等教育和大学时光。

课本知识可能两三年就会更新换代，学校学的东西出了社会未必用得上，但很多思维方式和习惯会跟随他一辈子。他至少读过大学，能够从别样的维度去思考问题了。

我联系到的学生，从毕业去向来看，大多数月收入在几千到一万之间，也有个别例外，比如有个从事工程造价的学生，他在经过几年曲折的奋斗后，年收入可以达到近20万。

那个学生叫王千皓，也是我所了解到的毕业生中收入最高的一个。我问他，当初在造价班时老师是否讲过这个行业的致富之道。

他却摇了摇头说：“大学的功能在于立德树人，而不是教人如何挣钱。我觉得这样很对，如果大学也充满了铜臭，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完了。”

实用主义

和普通大学不同，高职学生的实操教学环节很多。

在校短短三年，大三全年都是外出顶岗实习，大二有相当一部分的时间中断课程、集中实训，大一则普遍安排基础课程及专业理论课程。但即使是大一，我们的理论课也偶尔会被实训课程中断。

他们对自身的定位会认识得更清楚，对未来究竟要做什么，至少有一种底线思维。如果知道自己将来是去工厂，去某个车间，他们至少会把专业技能学好，饭碗不能丢。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考证，比如会计资格证、护士证等。

对于高职生，实用主义是他们唯一需要的。

你去激发他们树立非常宏大的理想，可能效果并不好。我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学生们向老师提问会偏向哲学或宏观层面。而高职生提问，往往会问得非常具体，他们关心的是有操作性的问题。这种务实，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不会跟你谈建设法治改革，但会对法典里的某一条款特别感兴趣，比如“重婚罪，怎么才算重婚”。

在本科生大部分在学习理论、泡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则出现在机房、厂房、车间、医院。

车间有严格要求，进去必须穿蓝色工装、戴安全帽。他们在实训时，那种状态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职业人的状态了。这种身穿制服的职业形象，也非常能代表高职学生。

学生在车间实训中/受访者提供

毕业后，高职学历带给他们最大的限制，在于考公门槛和职业晋升空间。现在考公务员很多岗位起点都要求本科。进入单位后，也可能因为学历不高，晋升空间会比本科生慢一些。

当需要和本科生同台竞技的时候，他们获得认可的过程会不太容易。

高职生中也存在着两种心态，一种是暂时先在这里待着，但是目标是考专升本，甚至考研，他们是以失败者的姿态想要逆袭。另一种就是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把自己分内之事做好就可以了。

很多有规划、有追求的学生就会选择专升本。不像考证，这对他们是就业刚需；选择专升本这条路，一定是他们出于对自己有更高的规划。

但在一个高职学校里，升本的人毕竟只占一小部分。他们往往是在缺乏学习氛围的环境中独自坚持，这也意味着他们会在过程中受到很多诱惑。

如果室友、同学找到了好工作，有的收入可观，他们很难不产生动摇，并且怀疑升本到底有没有意义，两年后是否就一定比现在更好。

作为高职院校的老师，我从不以我的学生是否能升本作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但他们能锚定一个明确目标，为之付出且最终获得胜利这个过程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是我所看重的。

夏慧就是拥有这种精神力量的学生。她在备考专升本时，为了排除外界干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干脆远离热闹，只接触同样备考的同学，以图书馆为家。最终，她成功升本。

郭菲带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左一为郭菲/受访者提供

高职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家庭的托举有限，他们最终能上一所高职院校，已经是在有限的资源里尽力了。同时，也有不少来自破碎家庭的学生，比如父母离异或是某一方对子女不负责任的情况。他们往往带着改变命运的强烈动力。

2012年，我在护理系当思政老师，认识了林玉珍。她九岁那年，父亲从广东打工回来，染上了毒瘾，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后几乎再没露面，她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捡过破烂，到山崖边采草药，只为供她读书，“至少考上一所大专，学点技术”，盼她将来有一技谋生。

结果，在考上乐职院的那个暑假，奶奶因病离世，她也因伤心过度患上了精神疾病。她问我：“我才19岁，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但她没有倒下，让自己忙于兼职和生活，努力调节心理状态。

毕业后，林玉珍成了一名护士，因为自己经历过苦难，反而更懂得如何做好护理工作。我再见到她时，她的精神状态和在校时完全不同，成了有责任担当的护士长。

护理专业的实训/受访者提供

高职学校的专业，全是贴着市场走。学生毕业后一般也不会走太远，更多是到县域或基层。我在当驻村干部时，村医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去区里和县里的医院看病，遇到的护士往往也是我们学校护理专业毕业的。

从学历层面看，高职还是以大专为主。现在很多人仍把职业教育作为侧重学历提升的层次教育，而不是类型教育。

但是职业教育不仅仅只是专科教育，也有本科教育，未来甚至还会出现硕士、博士层次，和普通本科形成两条泾渭分明但水平相当的轨道。

当然，目前还很难。从教育部2022年的数据来看，在将近1500所高职院校中，本科仅有30多所。

或许只有在高职院校中出了一所“清北”级别的名校时，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观念才能彻底扭转。

在当下，高职教育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人赚大钱，而在于为大部分普通孩子，提供一种稳定的收入预期和上升路径。

对我的学生们，我从来不会狭隘地以能不能考进编制、收入高低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而是看他是否在自己的轨道上坚定前行，是否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感到充实和认同，哪怕还没实现最终目标。

这样一个庞大而极具草根气息的大学生群体，一定会在人生的很长一个阶段，在他们平凡的小世界中，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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