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蒲慕明院士根据2026 年1月7日在上海市推动高质量发展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整理所成。文章主要聚焦高质量创新科研发展的科研生态问题，提出五大核心观点：
一是明确0到1（原始创 新）、1到10（增量创新）、10到100（应用转化）三类创新的定义与价值，强调后两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我国在10到100领域具有优势，应借鉴AI产业经验重视应用导向科研；
二是指出高档论文（CNS）成为科研评价核心的弊端，其并非原始创新的绝对标志，现有评审体制过度依赖论文指标影响创新发展；
三是建议建立青年人才培养制度，为25～35岁黄金创新期的年轻人提供独立科研空间，如青年研究员职位；
四是呼吁对有创新潜力但尚未产出成果的青年科学家给予破格资助；
五是强调上海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应重点引进三四十岁处于科研活跃期的国际人才，而非仅关注知名科学家。
一、０到１的创新与1 到 100 的创新
我们现在常常强调 0 到 1 的原始创新，但对于0到1创新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到底怎样的创新才是 0 到 1 ？我认为，在现有的理论或技术范式上实现颠覆性变革，能够开创新领域、引导学术领域发展的工作，才是0到1的工作，这些可以说是诺贝尔奖级的工作。能做出这类工作的人非常少，只有极少数的科研人员有能力、有环境、有机遇做出这种工作，并非所有科研人员都要把只做0到1的工作作为目标，而且很多重大的、急需解决的科学难题是1到10或10到100的问题。
什么是1 到10的创新？我认为这是一种渐进式、增量式的科研创新，把0到1的理论和技术的原始创新进一步发扬光大，进一步证实理论和技术的可行性。绝大多数、能够发表高档论文的工作都是1到10的工作。什么是10到100？就是要把0到10的创新工作推到可以有实际应用的程度。举例说， 发现疾病的致病基因、作用机制、可干预的靶点等，都属于0 到1 或1到10的创新，而在许多可能的靶点中，研发出有效的药物，推广到真正治疗疾病，则属于10到100的创新。
应该强调的是，1到10和10到100的创新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0到1的工作，而且常常是同样困难，里面也包含很多前沿未解难题，也需要通过自由探索去找到解决的途径，这是有目标导向的自由探索，是有助于打通实际应用之路的探索。要建设一个能产生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很多人说要自由探索，不能有目标导向的科研，自由探索才会有原始创新。我觉得这是一种会造成误导的说法。首先，做10到100的工作，真正将原始创新推向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有许多障碍也需要自由探索去解决克服一些难题，能克服这些难题就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其次，只强调0到1的原始创新，会使人觉得做10到100的工作是低人一等的工作；认为有价值的、值得推崇的是0到1或1到10的工作，可以出高档论文，在学术界可以建立地位、 获得荣耀。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工作做了Proof of Principle（原理验证），在实验室里出来原型机、找到疾病靶点，出几篇论文，就结束了。再往下做出不了高档论文，就换一个题目。 这是现在科研生态的一个大问题。
值得特别讨论的一个例子，就是2025年人工智能领域 DeepSeek的重大突破，这就不是0 到1的工作，而是1到10，甚至是大幅度推向 100（通用人工智能）的工作。它不是像反向传播算法、深度学习、AlphaFold那些真正是0到1、可以拿诺贝尔奖的原始创新。 DeepSeek用的是人家发展出的技术，如混合专家模型（MoE）和知识蒸馏技术，在算法上 做了非常巧妙、有创新性的开发，做出可以高效推理的大模型，并以开源模式发布，快速推广大模型的实际应用。所以，DeepSeek虽然没有做出0 到1的原始创新，但是他们做了非常重要的1到100的创新，它的影响甚至会超过许多0到1的工作。我国在AI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之所以能在国际上有高度的竞争力，就是我们在10到100的快速发展，真正为社会大众做出有实用价值的成品，远远超过了欧美国家。我们的科研领域都应效仿 DeepSeek，重视10到100的工作。当然，我国AI产业也需要0到1的突破，确实少数最前沿的AI实验室和企业（包括 DeepSeek），仍以突破最尖端未解难题（如通用人工智能、有高等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为目标；的确需要有人去追求0到1创新，但是我国目前有优势并能领先的AI领域是10到100的创新。
反观我国基础科研领域，尤其是生命医学领域，目前的生态是既缺少0到1的突破，也缺少10到100的发展。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走出美国基础科研模式的框架。欧美的基础科研推崇不受导向的“自由探索”，过去半个世纪有大量资源和人才的投入自由探索，加上他们几个世纪累积的现代科学传统，几乎囊括了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所有0到1 的突破。我统计过，从1970年以后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四分之一是授予神经科学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大多数是美国科学家。有如此众多的0到1的突破，为什么脑疾病，如阿兹海默病、帕金森病、抑郁症、成瘾症、自闭症等等，没有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神经科学0到1的突破对脑疾病治疗并没有明显的贡献。原因是绝大多数的神经科学家的兴趣，并不在于耗时漫长、成功率不高、出高档论文不易，对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功名贡献不大的10到100的工作。绝大多数都在做0到10的工作，极其少数能做出0到1的突破，其他都在做能出论文的1到10的工作，极少数愿意致力于可推向实际应用的10到100的工作。
我国的生物医学科研生态目前完全是美国的翻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太关注我国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即使有几个，比起欧美日仍有很大距离。基础科学领域应向我们的产业界学习，走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就是高度关注10到100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科研， 这种科研也许拿不到诺贝尔奖，也不容易出论文，但是能真正对社会大众有贡献。
二、发表高档论文的问题
在高水平（高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如 Nature 和 Science 上发表论文（在生命科学 医学领域还包括 Cell，即所谓 CNS 三刊），是绝大多数基础科研工作者的目标。这些论文的数量已成为评价一个科学家科研成就的指标，也是西方评估机构用于科研机构排名的主要指标之一。欧美科学界过去半世纪里所建立的科研生态，目前完全笼罩着中国基础科研领域，甚至成了一个魔咒。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高档期刊发表的工作并不就是代表0到1的原始创新，不是都值得在媒体吹捧的突破性工作，而是一些1到10的工作，也就在大家已接受的新理论和新技术上的增量式扩展。Nature、Science等高端期刊最喜欢发表的就是这种热门、没有太多争论、引用率会很高的论文（有助于维持期刊的高引用率。当然，它们偶然也会发表0 到1的论文，但频率极低。0到1的原始创新工作，一般是很难在Nature、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因为这种工作的本质就是要打破现有的科研范式。要打破已有范式，就得改变同行、论文评审者已有的信念和思路。要所有的评审者都能接受新范式是很难的，总有评审者可以提出各种原因不同意发表。所以诺贝尔奖级的工作常常不被Nature、Science接受，而是发表在一般专业杂志上。
我国科研院所和科学家身上的CNS 论文魔咒，是美欧基础科研生态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发展是紧跟美国的模式，我们这一代的科学家多数是欧美实验室训练出来的，或者以欧美研究模式为学习对象。据说上海2025 年发表了100多篇 CNS 论文，都在算哪个单位数目最多，反映了哪个单位科研成果最好。但在这100多篇当中很难找到真正有苗头是0到1的、 开创新领域的原始创新。同时，在这些论文背后又有多少科学家、博士后、研究生为了 发表这类论文所付出了科研心力和时间，而且大多数没有“成功”。为了出这类论文，我们科学家专注的是如何符合现有的科研范式，我单位的一些年轻科学家和他们的实验室一年到头都在应付CNS评审者的质疑，做各种评审者要求的实验（很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枝节），而没有时间或精力在0到1的原始创新（重大未解难题）或10到100的实际应用下功夫。这种笼罩在科研工作者身上的魔咒与我们科研机构的评审体制直接相关。
我们目前对科研工作的评价体系是我国科研生态环境的最大问题，这包括评职称、科研项目、各种帽子、各领域的“十大进展”等等，绝大多数看的都是CNS论文。主要的问题是，在各种评审过程中没有足够的相关领域专家、没有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下功夫对每项工作的成果或创新性做细致的讨论和客观的评估。自21世纪初起，我就开始参与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评估会议。虽然我国的基础科研界的体量和总体成果有大幅度的提升，但评估过程的科学性、客观性、专业性并没有改善。非科学性的干扰因素（如给评审人打招呼）似乎更严重。
我们希望上海能出现世界顶尖（如前10名）的大学或研究所，我们看看这类机构有什么特色？第一，它们具有一批已做出0 到1的、引领各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第二，它们聚集并能培养有潜力在未来产出0到1 工作的科学家；第三，它们一般都具有辨别什么工作是真正的创新工作，不会仅以是否发表 “高档论文”为评价标准。虽然他们也有很多CNS论文，但不会只看有没有这类论文来决定一个科学家的去留。国内许多大学都开始学美国大学的“tenure”（长聘）制度。据我看到的情况，绝大多数就是在数高档论文。上海某大学一位年轻教师最近来找我，丧气地说他没能通过长聘考核。为什么？我说你做得不错，也有不少论文发表。他说这些文章不是CNS或子刊，他被告知至少要有1篇这类文章，否则过不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同行的通信评审对他有一致好评，但校内评审委员会投票多数不通过，因为委员会成员10个人中只有3个是他的大同行，1个是他的小同行。这样的长聘评审，只看论文发表的档次，这几年来我已经历过几次，而且这些都是国内一流大学。
学术评审不是一件易事，如何确定一个科学家在做重要的创新工作？如果还没有出“高档论文”，是否也能判断工作的创新性，给予持续支持？我认为，要建立一个严谨的学术评审机制，需要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去鉴定那些有创新潜力的科学家，长期支持他们，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提高产生0到1原始创新工作的可能性。高档论文是一个指标，但不能代表是0到1的创新，更不能作为评审的唯一指标。把高档论文作为指标是一个省事的办法，尤其是在评审自己领域外的工作。所以，要改变目前数CNS论文的评审生态，必须加强对评审人的遴选， 重视有重要创新经历资深科学家的意见，要保证评审过程的专业性，并加强评审者的自律，不受非科学因素的干扰。
三、建立青年人才的培养制度
我认为科学家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是25～35岁，一般是在做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时期。博士生从事导师安排的课题研究，博士后同样如此，很少有机会发挥自己创新能力。为什么DeepSeek公司能有高度创新，他们的成员都是刚毕业本科生或博士生，都是最有创新力的时候，有机会去探索他们的创新想法，在团队中上下交流也非常顺畅，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新力。我们一般科研院所很难让博士生和博士后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力。他们的科研工作是做导师的科研课题。导师课题和工作模式的创新性限制了他们的创新性。当然，不是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都有创新能力，有足够的科研训练去独立创新，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先学习。但是我们的科研院所的体制不能为一些有特殊才能、有独特创新力的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发挥他们创新力的空间。
在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我们5年前建立了一种青年研究员职位，针对一些极为优秀、刚拿到博士学位的青年科学家，不需要他们先做博士后，直接给他们实验室和经费，做完全独立的科研工作。资助和实验室空间比正式研究员少一点。我们最先聘请的3位青年研究员是在两三年之内做出了很好的工作，可能比他们如果选择常规博士后路径能得到的成果还要好，所以这3位都已经升为正式研究员了。以这种提前独立的青年研究员制度（Fellows Programs）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已有多年历史，培养了许多极为出色的青年人才，在fellow期间就做出诺奖级的工作（如张锋）。
四、对创新人才的破格资助
现在国内很多人才项目或科研项目的评审，结果总是对已有优秀论文成果的科学家给予资助。我认为很多项目是锦上添花。其实那些已做出优秀成果的科学家，他们的实验室都已经有充足的研究经费，并不需要更多的项目。因为评审是根据发表论文来评，有论文成果的一般才有竞争力。我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发现有创新力的青年科学家，虽然还没有成果， 能破格聘用，提供科研资助。
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研究所的一位做脑机接口的研究员，4年前我们聘他做研究员时，他还是在国外做博士后的第一年，还没有什么论文，但有很好初步的成果，说明他有创新的潜力。根据国内一般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聘用标准，他是不符合的，他也完全不符合青年千人或海外优青的标准。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创新能力和专长领域的重要性，破格聘用他为研究员，给他极为特殊的资助和设备支撑，因为他不可能获得国内一般项目的资助。几年下来，他的实验室成为我们所最活跃的实验室之一，在所外还建立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脑机接口企业。他的实验室与医院合作，将自主研发的无线微型柔性电极阵列植入瘫痪病人，帮助他们控制外部器件，总体进展已达到马斯克Neurolink脑机接口公司一年前的水平。他的一个小小的团队能有如此快速的成就，也许与他的伴侣在一起工作有关。在聘请他回国 时，我们发现如果他的伴侣（一位在同一实验室做脑机接口刚要毕业的研究生）能一起回国工作，他们的发展会更好。所以我们又破格聘请她为青年研究员，给予科研资助。 现在看来，这对夫妻档（一般院所是不允许 同在一个单位的）将会是国际脑机接口领域大放异彩的一对科学家。
五、应重视引进处于科研活跃期的国际人才
在上海建设国际科创中心，需要引进国际科研人才。我认为国际人才不应只是看他有名气，得过什么大奖，就给予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来引进。我们真正需要引进的是在各个领域处于最活跃时期的人才，是在各科研领域往上爬的人才，不是已在走下坡的人才。国内很多大 学和科研单位引进了著名科学家，甚至是诺奖得主，给他们建实验室，给了大批资金。但是， 这些科学家是否真的投入建设实验室，帮助引进一批国际人才，培育出一批青年科学家？我真是找不出几个可以表扬的例子。国际科创中心需要营造出能吸引有发展潜力的三四十岁的国际人才，不是已过高峰期、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科学家。事实上，现在是上海引进国际化科研人才、建立国际科创中心的最佳时期，我国对基础科研多年来不断地稳定增长，上海社会和生活环境的高度国际化，都是对国际青年科学家有吸引力的。我们要尽快地针对这些国际青年人才下功夫，规划推动一些国际化项目，协助上海科研院所积极开展国际科研人才的引进工作。
（本文首发于《国际大都市发展研究（中英文）》2026第1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来源：蒲慕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